李良|北大紅樓:孕育偉大建黨精神的活水源頭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精神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偉大建黨精神,並把它概括為“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之源。2021年6月25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北大紅樓參觀“光輝偉業 紅色序章——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主題展”時強調,北大紅樓和豐澤園在黨的歷史上都具有標誌性意義,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麼來的。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準確把握偉大建黨精神,不僅要從黨的百年曆史中全面理解,還應瞭解北京在黨的創建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意義。

一、開啓民智,新文化運動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湧流的閘門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中國人民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中華民族不斷遭到帝國主義的欺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據統計,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的近六十年間,清政府共簽訂不平等條約一千多個,累計賠款約13億兩白銀,割地或租界領土達150多萬平方公里。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失敗,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卻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悲慘的命運。舊的路走不通,就要尋找新的出路。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從總結辛亥革命經驗教訓着手,廓清矇昧、啓發理智,使廣大民眾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思想啓蒙的新文化運動成為引發社會大變動的先導。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他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國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學和民主為重”,從而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新文化運動發端於上海,興盛於北京。1917年1月,應蔡元培邀請,陳獨秀來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遷到了北京。《新青年》周圍聚集了錢玄同、沈尹默、胡適、劉半農、李大釗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活躍的新文化運動的陣營。1918年,北京大學紅樓建成,成為新文化運動最活躍的地方,成為傳播新思潮的思想高地。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流動的閘門,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後,復辟帝制,實行專制,打壓民眾,詆譭共和,在全國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並繼續利用“君權神授”的封建迷信禁錮人們的頭腦。

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是新文化運動大力倡導的。他們把科學作為核心觀念和基本價值,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並將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歸咎於科學理性的缺失。李大釗認為:科學精神也是進步的精神,希望青年把科學作為信仰。魯迅認為:科學可以抑制思想上的疾病。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宣揚鬼神靈魂的靈學會進行了一場辯論。靈學會辦了一本《靈學叢志》的雜誌,專門宣傳人鬼之禮、仙佛之道。針對這一迷信行為,《新青年》連續發表文章予以批判:陳獨秀髮表了《有鬼論質疑》,批判有鬼論;陳大齊發表《闢“靈學”》;王星拱從物理學、化學等角度加以澄清和反駁。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使科學具有崇尚理性、反對專制與迷信的思想內涵,具有倫理啓蒙的意義。

二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所謂提倡新道德,就是提倡個性解放,思想自主;所謂反對舊道德,就是反對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禮教。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站在反對封建禮教的最前沿,以個性解放這一思想為主要武器,相繼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戰後之婦人問題》等一系列文章,鼓勵青年勇敢衝出封建禮教的束縛,走向發展個性、改造社會的道路。

陳獨秀還在《新青年》上推出“女子問題”專欄,鼓勵女子擺脱家庭主義之桎梏,接受教育,婚姻自主,外出工作。當時,中國婦女遭受的封建禮教迫害最為深重,從小被強行裹腳,稍大後被賣為童養媳,長大後不能婚姻自主,喪夫後被要求守節,更談不上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1919年5月,女學生鄧春蘭給蔡元培寫信,請求進入北京大學讀書,因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辭職離京,她入學的事便耽擱了下來,同年9月蔡元培返京復職後,明確表示同意招收女學生。1920年2月,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王蘭找到時任北大代理教務長陶孟和請求入學,陶孟和欣然應允並讓她入哲學系旁聽,於是王蘭就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之後鄧春蘭也如願進入北大。北京大學實行男女同校接受教育,這種舉動在今天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當時稱得上“敢為天下先”,它衝破了封建禮教的藩籬,順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潮流。

三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當時,文學領域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義的糟粕,成為傳播新思想的嚴重障礙。為適應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徹底改造無法適應社會需要的舊文學,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撲面而來。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摒棄文言文;同年2月,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他們的觀點迅速得到了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一批知識分子的熱烈響應。

為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1918年3月,錢玄同、劉半農策劃了一出自導自演的雙簧戲。錢玄同署名王敬軒,用文言文給《新青年》寫信,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身份回信,兩個人在《新青年》上開展了一番論戰,這番論戰吸引了很多年輕人走向了新文學的道路。魯迅是新文學創作的代表性人物,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記》橫空出世,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小説借鑑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成功塑造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指出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稱為對幾千年中國歷史文化發出的第一聲吶喊。由《新青年》發起的白話文運動,從文學革命的範圍不斷向整個社會全方位推進。

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知識分子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打破了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思想的束縛,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為中國社會變革創造了有利的思想輿論環境。

責任編輯:張一博校對:王瑱最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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